他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个房间。他供给他钱花，为医生张罗具有广阔科学实践活动的差事，总有一天会把他安置在医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哥哥。最后，他还向哥哥保证，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终将结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叶夫格拉夫自告奋勇把这一切办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样，他的势力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想探索这个秘密。
他住的房间朝南。两扇窗户对着对面剧院的屋顶，屋顶后面夏天的太阳高悬在奥霍特内街的上方，街道的石板路被屋顶遮住，阳光照s不到。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房间不仅是工作室，也不仅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完全被工作吞没的时期，当堆在桌上的札记本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计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飘荡在空
中的时候，仿佛画室中堆满刚刚开始的、画面对着墙的画稿，这时，医生住的房间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贮藏室和灵感的仓库。
幸好叶夫格拉夫同医院领导的谈判拖了很长时间，上班的日子遥遥无期。正好利用延期上班的时间写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整理先前写过的、现在还能记得的诗篇的片断，还有木知叶夫格拉夫从什么地方给他弄来的诗稿，一部分是他自己抄下来的，一部分不知是什么人重印的。整理杂乱的材料使天生思想杂乱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更加无法集中思想。很快他就扔下了这项工作，从修改尚未完成的作品转向写新作品，沉浸在新鲜的手稿中。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头一次在瓦雷金话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开头、结尾或中间，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他的笔赶不上喷涌的思绪，他用速记法记下开头的字母和缩写字，但手还是跟不上思绪。
他急忙写下去。每当他的想像力疲倦了，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便在纸边上绘画，用图画鞭策想象力。于是纸边上出现了林间小道和城市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中央竖立着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个题材。它的描写对象是城市。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则札记：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时候，我发现它荒凉，一半已快变成废墟了。它经历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验后便成为这副样子，至今仍是这副样子。人口减少了，新住宅没有建筑，旧住宅不曾修缮。
但即便是这种样子，它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现代新艺术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来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乱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出于作者的任性，像象征主义者布洛克、维尔哈伦、惠特曼那样，其实完全不是修辞上的任意胡来。这是印象的新结构，从生活中发现的，从现实中临摹的。
正像他们那样，在诗行上驱赶一系列形象，诗行自己扩散开，把人群从我们身边赶走，如同马车从十九世纪末繁忙的城市街道上驶过，而后来，又如二十世纪初的电气车厢和地铁车厢从城市里驶过一样。
在这种环境中，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它的虚假的朴实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书本里的情形，不是来自农村，而是的书架上搬来的。生动的、自然形成并符合今天精神的语言是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阳光照得耀眼的夏天的莫斯科，庭院之间的炽热的柏油路面，照s在楼上窗框上 的光点，弥漫着街道和尘土的气息，在我周围旋转，使我头 脑发昏，并想叫我为了赞美莫斯科而使别人的头脑发昏。为 了这个目的，它教育了我，并使我献身艺术。
墙外日夜喧嚣的街道同当代人的灵魂联系得如此紧 密，有如开始的序曲同充满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经 被脚灯照红的帷幕一样。门外和窗外不住声地s动和喧嚣 的城市是我们每个人走向生活的巨大无边的前奏。我正想从这种角度描写城市。
在保存下来的日瓦戈的诗稿中没有见到这类诗。也许《哈姆雷特》属于这种诗？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加泽特内街拐角的电车站上了开往尼基塔街方向的电车，从大学到库德林斯卡亚大街去。他头一天到博特金医院去就职，这所医院那时叫索尔达金科夫医院，这也许木是他头一次上那儿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运。他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这辆电车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车轮子陷进电车轨道，阻挡电车行驶，便是车底下或者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发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电车司机常常拿着扳钳从停住的电车前门上下来，围绕着电车察看，蹲下来钻进车底下修理车轮子和后门之间的部件。
倒霉的电车阻挡全线通行。街上已经挤满被它阻挡住的电车，后面的电车还源源不断地开来，都挤在～起。这条长龙的尾巴已经到了练马场，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长。乘客从后面的车上下来，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辆电车，仿佛换乘一辆车能占多大便宜似的。炎热的早晨挤满人的车厢又闷又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