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你有这么多问题要解决，得再做片子，可能还得做吧？
吴：不敢、不敢表决心，不敢表决心。写书我肯定会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而且我到60岁还可以写，因为没有关系，它是一种个人劳动，不受财力影响，只要够吃饭就可以了。象我现在正在写的一本书，就跟片子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已经做了两年了。
汪：什么内容？
吴：涉及到我的家族的一个题材，写作、调查已两年了，中间断断续续的，不是一直在写。关于这个家族，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我特别喜欢美国的新新闻主义，但我又不喜欢它那种描写的方式。象纪录这样的不论从文字、画面还有声音，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欠缺的，能够做的人很多，但缺少的是耐心，先是要准备，然后做的
时候还应该把过程拉长一点，如果完成了，把它停一段时间再做。作为一种社会中的人和事，文字上可以纪录得非常好，但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
96年元月18日下午；我对吴文光的第二次采访，被一位来访的客人打断了。客人温和、谦恭，是来给吴文光送一部刚完成的长纪录片的。后来才知来客是国家电视台的资深编导、一个重要栏目的制片人，也是曾经与吴文光合作过的朋友。
汪：你的班子是不是经常只有你和一个摄像？
吴：不，我还有一些好朋友，象于坚、李晓山（均为《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策划）这样的朋友，经常把他们当做策划，给我提供能启发我思想和智慧的帮助，比如拍《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于坚完全靠信件与我联络，平均一星期一封。
汪：听说陈真对你影响很大，能谈谈他的情况吗？
吴：陈真对我的影响很重要。他91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对外部，最早做关于禅的节目，但没播出。88年拍纪录片《中国人》，我和他在一个剧组。90年他自己拍了一部纪录片《盆窑村》，60分钟，用16毫米拍的，完成后参加了91年的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88年；我跟他一起在剧组时，听他口谈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印象很深。他口谈了一部日本纪录片《我的家在哪里》，从他的口述中，我感觉到真正的长镜头运用在纪录片里有着强烈的效果，还有对人物的那种跟踪拍摄。可以说，那时我心里隐然的东西突然被照亮了。在拍《流浪北京》时，陈真算是我的知己。卢望平在c作上感情上比较理解，他的拍摄方式很朴实，如果不是这样，《流浪北京》没法拍。卢望平现在拍了一部纪录片《滚地包》，讲东北二人转的，有几个版本，最长的5个小时，短的3个小时。还有中央台的吴晟炜也给过我帮助。
汪：你和郑浩已经合作了两个片子……
吴：朋友里郑浩是值得一提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四海为家》都是他从头到尾拍的。他是在没认识我之前就想跟我合作的。89年广播学院研究生毕业，本来是个非常好的学生，学生尖子，发展入党，不是留校也是分中央台，但是非常时期站稳不了脚跟。（笑）但他至今不后悔。他看了《流浪北京》后，就想什么时候能在一起拍片子才好。后来我俩拍一个挣钱的片子时碰到了一起，一起进了凌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组，我做编导他做摄像，拍一些演艺人物之类。那时郑浩就说，什么时候跟我一起拍片，说着说着，我有一天就给他打电话，说这一天来了。那时候，他正在中央台拍一个电视连续剧，我们约好，什么时候要拍就叫他，他刚买了呼机，说呼他吧。后来就是一呼就来，一呼就来，拍完了《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到《四海为家》时，他已开始做公司了。那时候，面临的是挣更多的钱和做喜欢的事但没多少钱的选择，但每次也是一呼就来，就这么一个勤勤恳恳、忠贞不贰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仁义挣钱的人，公司也做得非常出色。他的摄影很稳，我比较欣赏。机器一天都在他身上，但他从不叫累。《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基本上就是3个人，还有一个是乔艳琳，她原在西藏电视台，工作期满回到北京，现在是《东方时空》的一把好手。作为助手，她拍照片，然后我还让她把录音全部抄录出来，20万字，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我要求把里面罗嗦的字都要抄出来，〃的的的的的〃重复的地方都要写出来。后期剪辑两个月的时间，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一直坚持了下来。
还有蒋樾，他也是个独立制片人，做纪录片的。《四海为家》后期编辑时，他把他的二分之一编辑机借给我，一分钱不要。等到他编《彼岸》时，我帮他上字幕。互相帮助，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独立制作是件外衣
在我几次采访里，吴文光家里的电话铃声大多与〃北京现代舞团〃成立的首场演出有关，问的都是演出时间、票在谁手一类事儿。96年元月19日首演那天，自由艺术圈里人来了一大帮，他们互相问候，或握手或拥抱亲吻。其中有的是来拍片的，象张元、宁岱，有的是来帮忙的，如文慧，手里拿着一大把请柬分发。
吴文光说离春节还有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