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听着这一席话，仿佛是在听一个小孩子吹大牛。然后他粗声粗气地、故意用天津腔调说：“你想唬我？”
刘敬天沉着冷静地说：“绝对不想。我是给一个朋友办事。我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这样办你是不会吃亏的。”
张军像是早就准备要发脾气似的，突然满脸怒气，那双染得乌黑的浓眉紧锁起来，眼睛一瞪，上方出现了一道很粗的皱纹。他把身体扑到桌子上面对刘敬天胜说：“好吧，你这个油腔滑调的大陆狗，让我给你和你的主子——不管他是谁——把话说死：张倩影绝不可能与我解约。我根本不在乎从门、窗、地板、桌椅板凳等木器里面会突然钻出多少鬼鬼祟祟的小蛆虫来。”
说罢，他把身子往后一靠：“伙计啊，我对你有句忠告：董建华这个人，我想你是早就听说过了吧？”
说到这里，张军嘲讽地咧嘴一笑他同我的私人交情很好。如果我让他知道我受别人的压力，那么你们这些小子吃了苦头，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刘敬天耐心地听着。他原来预料，处于张军这样地位的人会识相一些。一个办事如此愚蠢的人，竟然爬到一个拥有数十亿资金的公司董事长的高位，这是可能的吗？自己正在找新的投资对象，这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这一部门的最高层人物都是这一类笨头笨脑的家伙，那么电影工业就是最理想的投资部门了。刚才的辱骂，刘敬天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他明白谈判艺术“千万不可动肝火，千万不可做出威胁的样子，要同人家说理。”
“说理”这个词在中文里听上去要合道理得多，有点像“捏合”这个词的音。说理的艺术就在于撇开一切侮辱，一切威胁。他打了你的左脸，那么，把右脸转过来让他再打。刘敬天在王兵的记忆中知道王兵曾经一连八个钟头稳坐在谈判桌旁，一再忍受侮辱，试偷服一个臭名昭著、妄自尊大、飞扬跋扈的狂人改过自新。经过八个钟头的努力仍然无效，王兵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对谈判桌旁其余的人说：“谁也无法同这号人说话。”
说罢就昂首阔步地走出会议室。那个一贯飞扬跋扈的狂人一下子给吓得脸色苍白，就又派密使把王兵请回到会议室。协议是达成了，但两个月后，那个狂人就在他常去理发的理发店里被击毙了。
现在，刘敬天又开口了，用的是最一般的语气。
“请看我的名片，”
他说，“我是个律师。我怎么会不顾我的律师身份而自讨苦吃呢？我说过一句威胁的话吗？我想说的只是：为了让张梦影和华谊解除合约，我准备接受你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我认为，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我已经提出了价值很大的报酬。我也了解，这是一件对你本人也有利的小事。张倩影告诉我说，你本人也承认，张倩影只不过因为拒绝你儿子的包养而被你的华谊公司冷冻。再说，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要求也绝对不会提出。还有，如果你担心自己的投资捞不了多少利，那么我的委托人也愿意给你一千万港币作为补偿。不过，请让我把我的意思讲清楚，免得引起误解。我们知道你说一不二，没有人能强迫你，也没有人想强迫你。我们也知道你同董建华先生的交情，我不妨再补充一句：我的上司也因此而尊重你，他非常尊重那种交情。”
张军一直在用一支派克金笔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一提到钱，他的兴趣就来了，也不再写写画画了。他以瞧不起人而又装作关心人的语气说：“一千万港币的毁约费对于我来说是九牛一毛。”
刘敬天轻轻地嘘了一口气，表示他已经得到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非常随便地说：“我的上司有许多朋友，他决定要干什么，他的朋友都会给他当后盾。”
这一下，张军才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整个问题。他仔细看了看刘敬天的名片。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张军说。“香港的大律师我大都认识，但是你究竟是什么样的律师？”
“我参与的是那些高贵的联合律师协会的业务，”
刘敬天淡淡地说，“我只处理我的协会委托下来的案件。说罢，刘敬天就站了起来。”我不愿意再耽搁你的时间了。“
刘敬天伸出手，张军抓住他的手握了一下。刘敬天向门口走了几步，然后又回头直面张军。“我晓得你不得不同许多冒充了不起的人物打交道，我的情况相反，我是有意装出无足轻重的样子。你干吗不利用我们之间的共同朋友来向华强对我作出正确的估价呢？如果你准备重新考虑，就请打电话到我下榻的宾馆。”
刘敬天停了片刻，又说：“补充一句在你听来也许是大逆不道的话：我的委托人能够给你做一些甚至董建华先生和向华强先生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刘敬天发现这位电影制片厂老板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张军已经觉察到这话里有话，刘敬天冷冷地说道：我希望你的事业能够继续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需要你所从事的事业。“
当天下午很晚的时候，刘敬天就接到了那位电影制片厂老板的女秘书的电话，说一小时以内会有一辆汽车来接他到张军先生的乡间别墅去进晚餐。她说汽车要行驶三个小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