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痛苦。
我说：“‘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死亡，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要能说，我们死有所值’——你是应该为我感到欣慰的，不是吗？”
他点了点头，手扶住我的后脑，按在他的肩膀上，一时间，好像他又回到了那个高大的父亲的身份，他说：“是的，这是我和赛克萨德共同的信条。”
我说：“那么，请您离开欧洲。”
他说：“好……”
然后他把我的双手握在他的胸前，看着我的眼睛：“你要向我保证，不背叛你的信仰。”
我感觉得到那双手握着我的力度和决心，我笑了：“我从未背叛我的信仰，我所做的，都是想结束所有的错误。”
他说：“这场战争是错误的。”
我点点头：“总有一天……它必将结束，请你相信我，我是一个犹太人。”
我是一个犹太人，直到今天，我在面对我的民族的时候，没有了全部那些复杂的情绪，怨恨，同情，鄙视或者骄傲。我很平静就像这是我与生俱来就接受我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一样——那是一个事实，仅仅只是一个事实。
民族，能代表什么呢？
我是一个雅利安人抑或一个犹太人，我都是我，并不因此高贵，并不因此卑贱，没有任何不同。
为何要划分民族？
而一个民族却因为它的本身正在接受着残害和屠戮，这是不合理的。
一个错误，必然要让它终结。
我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我想做的仅仅就是这个而已。因为我明白，除了彻底抹平我们之间的天堑，没有别的办法，让我们平静地接受彼此——既然我们都不能妥协。
站在港口，我极目远望，直到水天交接处那一个小小的灰色的船影再也不能被看见。
白色的海鸟在海岸线上空回旋，我呼出一口白色的雾气，海风冷得像冰——冬天来了。
北方的土地上，莫斯科下起了第一场雪。
德军的装甲在雪原上艰难地行进着。
一个星期后我返回里昂，带回了比利时和卢森堡两地的形势更新。
法国境内的空气因为苏联战场上的形势剧变而发生了微妙的扰动。
巴黎忽然变得安静起来。
我靠在椅子里，一手抠着自己的额头，一手紧紧地捏着一张电报，心脏在轰隆隆地撞击我的胸腔，办公室里非常静，我能听到自己的颈动脉的血流声，很急。
六个小时之前，我拍了一封电报至奥尔良旧部联
系人，四小时前我接到报告电报被截，然后半小时之前我接到了巴黎总理府的回复。
真是非常高效。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揉皱了的纸，看了看我的电报原稿，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截获此通讯请转巴黎总理府（以下为陆军密码通讯）——
给刚刚复任的阿德里安?约德尔中将：
首先祝贺您的提衔。
想必您一定非常关心苏联前线的情况，作为“汉尼拔”的知情者之一，您应该已经计算到下一次会战的时间，我想我们的对结果的预测也是非常具有默契的。
如果您对此有疑义，我们可以探讨。
期待您的回复。”
第二十二次把稿纸揉烂，我郁闷地叹了一口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搭错了，怎么读怎么觉得像是在……调戏。
我瞄了一眼回复。
“我不接受任何意义上的威胁。
另：请到巴黎来。”
我扭曲地笑了一下。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文件前往巴黎总部，香榭丽舍大街的秘密会议结束之后，我趁着夜色走上了巴黎街头。
望着远处的埃菲尔铁塔，我的心头忽然涌上一股浓烈的怀念。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
“哎，这也算是假公济私……吧？”
我拐进一家咖啡店，玻璃转门上映出我的影子，高挑挺拔，有着很深的轮廓。我忽然惊觉看见了另一个人，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安迪洛尔，那是赛克萨德。
深深的眼窝中翠绿的眼睛，据说那是负罪者的瞳色，我对着镜像看了一会儿，然后默不作声地推门进去。
唱片机里正放着《丽娜的忧愁》，调子柔软缠绵，企图让人忘却时代的动荡与疯狂。
我在门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向柜台走去，用法语对台子后面的侍者询问电
话机在哪儿。
“市内电
话都能打吗？”
“能的，先生。”
我付了咖啡的小费，然后拨通了总理府的电
话。
接外线秘书用生硬的语气说：
“约德尔将军行辕。”
我压低声音说：
“特情组，转中将阁下专线。”
“请报专线号码。”
“7271。”
“通过，请您稍等。”
电
话挂上，二十秒钟之后接通，我的心脏猛跳了一下。
那边是一声轻蔑的冷笑，然后是一个带着嘲讽的声音说：“您好，少尉。”
我像是被甩了一耳光，稳了稳声音，尽量镇定地说：“安东尼克。”
我说：“我找……他。”
他继续冷笑：“将军不接这个电
话。”
我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
我握了握拳头，然后又松开：“如果他不愿意接我的电
话，他没必要还保留着这个专线号码，”我用冷静地声音道，“安东尼克，我在巴黎——是他让我来巴黎的。”
安东尼克说：“你还有什么事